“托派”的这种主张，所产生的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曾当选为“中国托派”总书记的陈独秀，也欲公开表示要与托派脱离一切关系。自1931年当选总书记以来，陈没完没了地与托派内部鼓吹“工人没有祖国”的狂热年轻人论辩，但毫无效果。1932年，陈独秀入狱，1935年，狂热分子背着陈改组了托派领导机构，并把陈开除出托派。
虽然托洛茨基仍坚持“中国托派”必须与陈独秀合作，但出狱后的陈，目睹中国托派们在民族将亡之际，“还将国民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同等的敌人，躲在上海亭子间里继续两个拳头打人，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并自以为最革命”，故绝然托人，要求在《中央日报》刊登启事，公开声明“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延安方面，在抗战初期，也对“托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被共产国际指为“杨虎城身边的托派分子”的张慕陶，在张学良被扣押后，支持东北军少壮派杀死主和派将领，对南京开战。延安《新中华报》遂刊文《托派张慕陶等阴谋企图破坏和平统一》，指责张“亟待挑拨内战，帮助日寇”。
按共产国际的立场，延安有必要“采取果断措施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因为他们竭力企图破坏和平调整中共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挑起一切内部冲突，以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必须仔细审查党的机关、红军等周围的人员，并对可疑分子和挑拨分子采取必要的措施。”事实上，共产国际当日也正在审理“反苏托洛斯基平行总部”一案，该案的最终定性是：托派分子“答应帮助日本侵占中国”。
这种定性模式，为从苏联归国的王明、康生等人处理中国托派问题，提供了模板。王明将托派称作“托匪”，与“汉奸、敌探”并列，指责他们“正在加紧挑拨离间以破坏我国民族力量团结”，是中国抗战“目前最大难关”;康生则发表文章，称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人组织“托匪中央”，与日本合作，充当间谍，承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并接受日本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劣迹斑斑”的张慕陶，则被定性为“日本侦探”。
不可否认，中国托派当日的主张不利于抗战，确有批判的必要。但由王明等人兴起的“肃清汉奸托派运动”，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倾向，很多人被错划为“托匪”而蒙冤，乃至付出生命代价。事实上，当日的“肃托”，将早已脱离并长期批评托派的陈独秀划为托派领袖，已属荒诞;将虽主张杀掉蒋介石，但并未加入托派的张慕陶，当成托派典型批判，则可窥见“肃托运动”扩大化的缘由——西安事变期间，延安方面，亦有不少人主张杀掉蒋介石，这些人虽与托派毫无关系，但却可想而知其在王明的“肃托”运动中的遭遇。此外，将托派定性为“日本间谍”，同样也缺乏依据。
上一篇：揭秘毛泽东家不可外扬的“家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