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陈独秀打成了“日本间谍”

 　　短史记此前，已就抗战初期，延安方面的对内、对外政策的确立，有所介绍。除此之外，尚有值得一提者，即延安方面与“托派”在抗日问题上的分歧——1937年，延安方面曾向共产国际报告称：“杨虎城部队经改编后托派分子尚未肃清，拟再向其严重提出，否则必会分裂”，桂系的“策略系反对南京容共，反对我们联蒋，有接近日本可能……托派分子拟往勾引”。由此不难揣知，“托派”的抗日立场问题，当日在延安及共产国际眼中的敏感性。

　　所谓“托派”，全称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因该派领袖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长期对立而得名。在抗日问题上，托洛茨基主张民族革命要从属于阶级斗争，反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反对向蒋介石做任何妥协。因此，中国托派也跟风主张，“拥护战争，不拥护国民党领导;参加对外战争，但不放弃国内革命”。换言之，即不反对抗日，但坚决反对联蒋抗日。

　　西安事变时，“托派分子”的活动曾引起共产国际的高度注意。当日，苏联正面临德国的入侵压力，故极不愿中国爆发内战削弱抗日力量。所以共产国际警告延安，须提防“托派分子张慕陶”们浑水摸鱼，向杨虎城等人灌输杀掉蒋介石的建议。共产国际称：

　　“根据我们的情报，在阎锡山与杨虎城周围，有很多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冒充共产党人。我们毫不怀疑，他们是按照日本情报机关分配的任务为其工作的。你们必须向阎锡山和杨虎城说明这一点，并同他们一道采取措施制止托洛茨基分子的罪恶行动。”

　　国共合作有利于抗日，显而易见。但托派坚持“阶级斗争”高于“民族革命”。这是他们当日指责延安“以抗日为借口，……屈膝于国民党面前”、“红军改编是把红军变成民族爱国主义的工具”的主要理论依据。托派认为，延安联蒋抗日，已是“彻底投降”、“自觉的叛卖”、“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这种论调，在今天看来相当荒诞;但在当时，却也曾有过一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