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年过后，北京PM 2.5年均浓度只下降了4%，王安顺在今年年初某次会议上表示，“治不好霾提头来见”是一句玩笑话，他有些无奈地说：“我想如果我的脑袋能换来PM2.5达到60的话，那随时都可以来取。”
哪怕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官方的治霾宣言也让常年困于重霾的人们很难相信首都的空气能很快好起来。
今年7月，坚果兄弟决定正式实施他已经搁浅两年的“尘埃计划”了，因为他积攒够了计划所需的费用。
他清楚得记得，吸尘器是7月24日到北京的，那天也是“尘埃计划”重新启动的第一天。在798艺术园区附近一家物流公司里，坚果兄弟当场拆开了紧紧包裹的几层厚纸板，一台桶式电瓶吸尘器就露了出来。他按下开关，这台重达120公斤的家伙发出呼呼入风声。
他迫不及待推着这台240斤重的电瓶式吸尘器，从798那家物流公司一路步行到十公里外的雍和宫，吸尘器开关一直开启着，一路吸着空气中的尘埃。
“也不觉得累，晚上也没失眠，就是有点激动。”坚果兄弟说。
这一天成了坚果兄弟在首都吸尘100天的缩影。除开雨雪天气、阅兵或重要会议期间，他整个夏天都会在下午推着他的吸尘器出门，冬天出门会早一些。由于吸尘器的体积重量限制，他在吸尘时不能搭乘公交、地铁等一切交通工具，只能推着这台接近他体重两倍的机器步行，大多时候走自行车道。
坚果兄弟在首都吸尘。
吸尘时间控制在每天4个小时左右，如果去近一点的地方，比如三联书店，来回路程两个小时，原地吸尘两个小时；去鸟巢这类路程较远的话，四个小时就要一直在路上了。晚上，他在租住的雍和宫旁一家青年旅舍离给吸尘器充好电，以备第二天工作。
每天推着吸尘器走在北京街头吸尘成了坚果兄弟日常的工作，100天里，他几乎把东城区跑了个遍，“去的地方很随意，不一定要是标志性建筑，有时看到很喜欢的地名，我就过去了。金台夕照，我就觉得很美。”
期间也有人劝他，让他多去建筑工地吸尘，多些尘土，效果会更好。坚果已经记不清自己拒绝过多少次了，他说，“我觉得没有必要，不能破坏整个过程的真实性，真实很重要。”
去的所有地方中，坚果最喜欢的是雍和宫到三联书店的小巷子。有时他在附近吸尘结束了，就去三联看书看到凌晨四五点。天色还朦胧时，他推着吸尘器原路返回。这时的小巷里往往多出很多地摊，胡萝卜、白菜、南瓜拥簇在地上铺展的编织袋上。路边电线杆的线路很杂乱，树也很低，胡同里的小狗撒着欢跑。“很生活，很有生命力。”坚果兄弟说，“当然了，那是没什么霾的时候。”
有霾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100天中，坚果兄弟觉得“特别糟糕的天气”大约20来天。雾霾最重的时候，密实的悬浮颗粒似乎把空气光线都凝滞住了，整座城像被熬成了一大锅黏稠黄灰色浓汤。被戏称“猪鼻子”的工业用口罩在街上的出镜率越来越高，人们隔着小小的过滤器，小心翼翼地呼吸着。
在卫星信号有时也失效的重度雾霾下，不戴口罩的英勇之士也不在少数，坚果兄弟是其中一员，他说，“麻木了，觉得没什么用。”
“常有人问我你遇到了什么阻力，其实最大阻力就是污染本身。”坚果说，“平时在街上吸尘，也没太多人觉得奇怪，而且我就是一个清洁工，只是没有工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