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中旬，中央57号文件及10月6日的通知向全国各地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及军内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地勤人员传达，后来传达至普通党员。
10月24日，发出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的通知。11月14日，印发关于“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通知。
12月11日，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党内讨论。
1972年1月13日，中央发出通知，将“材料之一”的传达，扩大到党外，并下发“材料之二”。同日，中央将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编印发给党内高干供批判用。
7月2日，发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另发批判陈伯达的材料。而对林彪公开、大规模的批判，是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才开始的。
“九一三”事件是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最为惊心动魄的高层政治斗争大事件，对这个突发事件的处理应对情况能够非常鲜明地反映执政党和政府的领导艺术和水平。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处理这个事件上是花了一定的工夫的，所采取的措施很得当，所取得的成效也很明显。这个事件的处理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内紧外松的处理模式。林彪叛逃后，周恩来连续好几天都没有休息，亲自布置全国净空，亲自给各地党政军领导打招呼，要他们做好一切不测事件的应对准备工作。对一切与林彪有关的重要人物、部门都加强监控，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一般干部群众、对于国外，我们都严密封锁消息，装作若无其事。国庆节那天，《人民日报》在刊登《人民画报》第10期的目录时，还标明该份画报的封面图片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合影，原定10月来华访问的埃塞俄比亚皇帝照样来华，首都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大街小巷上张贴的林彪的画像和诸如“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之类的标语，也都保留了一段时间。这样做的好处：一可以检验出林彪集团势力在各地真正的代表，二可以不动声色地先清除林彪集团的关键分子，三可以防止国外敌对势力在此关键时刻对我搞突然袭击或其他活动，四可以使我们赢得更多的时间，来系统集中地做好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活动的准备工作，五可以避免在群众中造成巨大震动而会引发的各种后果的产生，尤其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种情况来散布谣言，制造是非，搞乱党心、民心，引起社会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