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纠“左”期间讲“留有余地”，是思想方法上的提升和发展
“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他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是最先冷静下来并察觉到“大跃进”“左”的错误。以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为标志，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对“大跃进”“左”的错误进行反思和初步纠正，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思想，如经济建设要波浪式前进，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要切实以农、轻、重为序，定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等等。其中，关于“留有余地”的主张，则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反复强调。
1958年11月25日，针对云南省委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毛泽东在题为《一个教训》的长篇批语中指出：“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因此，“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1—452页。]1958年1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谈到1959年的钢铁指标，明确提出“把盘子放小，不摘3000万吨，而搞1800万吨到2000万吨。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 毛泽东在武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2月9日。]。
很显然，“大跃进”期间的纠“左”措施是初步的、不彻底的，是在根本上肯定和坚持“大跃进”思路和方向的基础上进行的，但这种战略方向的总体坚持并不排斥在具体战术上作一些调整。如上所述，在纠“左”阶段，面对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和严重局面，从党内批示到大会讲话，毛泽东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场合强调做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要切实“留有余地”。如果说成都会议提出“留有余地”是打预防针、“大跃进”髙潮中讲“留有余地”是东西没有到手前的心里担忧，因而显得相对抽象一些的话，那么在纠“左”阶段，问题已充分暴露，再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高度对“留有余地”进行强调就具有了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给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也打下了较深的烙印。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针对“大跃进”以来的失误，专门从工作方法角度讲了十几个问题，其中第一个是“多谋善断”，第二个就是“留有余地”。他说：“成都会议就讲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没有准备之仗。”[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5日。]寥寥数语，反思的不仅是“大跃进”“左”的错误，同时也通过革命与建设的对比，从思想方法上指出了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深刻教训。
同第一、二阶段相比，与纠“左”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整体氛围相一致的是，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重视程度和认识深度也有了一个提升和发展：“留有余地”不仅是一般倡导的工作思路，而是需要切实贯彻到群众的生产生活，落实到纠正“大跃进”中钢铁、粮食等高指标中去的具体要求，也是领导干部都应掌握和遵循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留有余地”既然是党领导革命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和制胜法宝之一，那么在领导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中，理应继承弘扬并将之视为须臾不可忽视和背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四、“大跃进”反复至结束阶段讲“留有余地”，是为了掌握工作主动权，体现出认识上的更上层楼
1959年庐山会议，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原意，是想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各项任务。毛泽东在7月2日讲话中提出的18个问题也说明了会议初衷。会议期间，由于错误地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而导致会议主题由纠“左”转向“反右倾”，直接后果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势必影响对“留有余地”的实际落实并淡化此前的认识成果。在这种氛围中，毛泽东对“留有余地”的思考又有怎样的起伏呢?
1959年8月21日，庐山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到浙江等地视察，并在金华召集地县委负责人座谈，了解农业生产问题。在汇报到生产指标时，毛泽东说：“指标要留有余地，不要说大话，不要吹大牛，不要光听上面那一套。”当汇报到基层干部作风时，毛泽东严肃指出：“千万不可髙指标，放空炮，强迫命令，假汇报。”[《王芳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页。]尽管刚从庐山会议后半段“反右倾”的气氛中走出来，毛泽东还是坚持了庐山会议前半段纠“左”的思想意识，在调研中仍然提倡“要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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