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苦战三年”，毛泽东在1958年10月2日会见外宾时曾说：“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这些地方同志，他们大部分也都是中央委员就是了，省委书记，他们说还是基本改变。……但是我这个怀疑还没有去掉，还有点右派尾巴。”[ 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等六个国家代表团的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日。]
在整个气氛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毛泽东仍然延续了“热中带冷”的思考。为避免“假、大、浮、粗、过”，他在武汉会议上对“留有余地”的强调频率大幅提髙，从速度到程度，从计划到实践，从过程到结果，从口号到措施，从宣传到检查都涉及到了，核心是想把“多快”与“好省”统一起来。
这就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作为决策者的这种工作思路，为什么没能对当时干部的思想观念产生应有的实际影响?也许亲历者的体会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吴冷西回忆说：从成都会议到武汉会议，“毛主席关于压缩空气、留有余地的这些话，我虽然听到了，但被前面所说的关于提髙风格、敢于创新等等议论压倒了，因而没有足够的重视。随着大跃进高潮的到来，也冲昏了头脑”[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64页。]。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第一，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大跃进”，根本上是希望“快”，也就是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是总路线，实现“赶超”是宏观战略，而“留有余地”只是作为具体战术和思想方法进行强调;第二，当时的各地大员们多是抓住了毛泽东提倡的总路线和宏观战略。“赶超”和“快上”也成为统领当时干部思想的主导观念，而“留有余地”只是一种具体战术和针对性并不强的一种思想方法，在“大跃进”运动初期的整体氛围中基本上很难深入人心，更谈不上开花结果了。
二、“大跃进”高潮中讲“留有余地”，表达出担忧疑虑的心态
一般认为，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标志着“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发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则把“大跃进”全面推向髙潮。在髙潮来临前夕，毛泽东的思想温度究竞如何?关于“1070万吨钢铁”的出台细节似可从一个侧面回答这一问题。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之前，毛泽东专门找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开会。从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到武汉市和太原市委书记，再到北京、天津、唐山、重庆、马鞍山等主要钢铁基地负责人，毛泽东一个一个地询问“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大家都说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建议把“1070”登报，说这样大家就会义无反顾，努力奋斗。毛泽东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一向处事谨慎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等谈话，要求“算个细账”。所以后来陈云与毛泽东谈话时表示：我与冶金部同志算了细账，看起来有希望。[ 参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30页。]
薄一波后来说，“毛主席下‘1070’的决心，除了他本人出于急于赶上英国的迫切心情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促成。王鹤寿同志(时任冶金部部长——引者注)多次提供的钢铁生产顺利发展的材料有影响”，我当时“头脑不冷静，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有影响”。[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93页。]冶金部副部长袁宝华后来谈及这次座谈会时说：“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他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才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家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他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缅怀毛泽东》(上)，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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