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真实想法

 　　关于“大跃进”运动，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阶段;从八大二次会议到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是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髙潮阶段;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是初步纠正“左”的错误的阶段;从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到1960年底1961年初，是“继续大跃进”直至全面结束的阶段。毛泽东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和领导者，同时他又是最早察觉和发现“大跃进”“左”的错误的领导人，因此，在初步纠正“大跃进”“左”的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这方面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大跃进”的总体战略和方向是错误的，但在具体战术和思想方法、领导方法方面，毛泽东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判断和思考。比如，“大跃进”从头到尾，针对“髙指标”、“浮夸风”，他都在讲“留有余地”。梳理这一过程，对全面理解“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及其演变不无裨益。

　　一、“大跃进”运动初期提出“留有余地”，体现出热中带冷的思想方法

　　众所周知，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构想，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可以出现更髙的发展速度：由此，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严厉批评“反冒进”，到3月成都会议提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再到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总路线并肯定以“跃进”代替“冒进”，干部和群众的干劲与热情被一再地激发并高涨。在推动全国上下加快建设步伐实现“大跃进”的过程中，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尽管处于兴奋状态，但其思想情绪并非简单地直线上升，在积极推动的同时，也透露出一些“留有余地”的谨慎心态。

　　1959年庐山会议，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原意，是想统一全党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各项任务。图为1961年拍摄的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的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