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刘少奇、邓小平仍然持保护态度，指出：“把对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让红卫兵都看看《阿Q正传》。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
然而，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阴谋家们却在私下策划着一系列的“打倒刘、邓”的阴谋勾当。 10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后，作了正式讲话。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11月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内突然贴出一大批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11月8日，聂元梓也在北京大学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所列罪名，有大反个人崇拜，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彭真的后台之一，等等。
“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如此地步，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这时，邓小平已完全失去了工作和出席任何会议的权利，只能整天坐在家里看一些送来的文件。这些文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内容上来说，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对于未来的政治命运，邓小平采取等待的态度。这也只能是他在当时形势下可以采取的唯一选择了。
实事求是地看，无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于邓小平一直是十分信任、十分欣赏、十分重用的。但在“大跃进”以后，邓小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坚决纠正“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坚决纠正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左”的错误，使毛泽东对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第一线领导人开始产生不满。这种不满日益加深，并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演变成为进行人事更替的决心。“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在决定确立林彪为接班人的时候，还没有想彻底去掉邓小平，曾希望继续用邓小平，并希望邓小平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选择。为此，毛泽东曾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据邓小平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林彪深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与对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同的，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这种不同，对于如何处理邓小平，是相当重要的。在林彪费尽心机打倒刘少奇以后，邓小平就成为林彪最大的心头之患。工于心计的林彪知道，要除掉邓小平，还必须不断加紧加重对邓小平的攻击和批判。与此同时，看到刘少奇、邓小平虽然受到批判，但还没有被彻底打倒，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大员便联合林彪集团，策划于密室，企图掀起一场更大的波澜，欲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于是，一场由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精心策划的阴谋拉开了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