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首都百万群众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第一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青年学生和学校教师。在接见中，一位红卫兵代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以后，毛泽东又连续七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各地来京的红卫兵，总数达1100万人。
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在全国到处“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鼓吹“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层层揪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
8月18日，新华社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大字标题，报道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京出席“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实况。在这个报道中，第一次正式公布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改组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引起了全中国、全世界的广泛注意。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介纷纷对此予以报道、评论和猜测，弄不清中国高层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不久，1966年第13期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起草、定稿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提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是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组”手中的两个重要舆论工具，每发表一篇重要文章，都被说成是“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伟大战略部署”，成为极不正常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全国起着重要的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引导舆论、左右局势的作用。“中央文革小组”的令旗一举，霎时间，“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立即传遍了全国城乡。
但是，究竟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发动全国几亿老百姓对此批判了整整10年，恐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之外，没有几个人能够说得上来。原来，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各单位领导运动这件事。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既有中共过去领导运动的惯例，又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集体研究，以后刘少奇、邓小平又专程飞到杭州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和请示，毛泽东当时既没有支持派工作组，也没有反对派工作组。于是，在中央的会议上一致决定派工作组。这充其量不过是工作方法问题。现在，“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论中一下子把派工作组上升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度，死死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上纲上线，进行批判，其图谋显然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更集中地指向主持派工作组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掀起更大的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