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心内容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由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表现为“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为了进一步排除这些主要来自高级领导干部中的对运动的“阻力”，中央决定将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负责人召集起来，举行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赞扬“文化大革命”，鼓吹“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谬论，为煽动“造反”、揪斗领导干部制造依据。林彪还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和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在一个短时期内，刘、邓的这条路线是取得了一个差不多统治的地位”，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是在会议的开始阶段，参加会议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却仍然表现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势。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那样，“头一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于是，由刚刚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担任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出场，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扮演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攻手”的角色。陈伯达的讲话虽然“火药味”不太浓，但是却从理论上把派工作组作为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错误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进行了比较、分析和“批判”。
陈伯达在讲话中，把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恶意类比为“国民党的‘训政'”，手段极为卑劣。
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纷纷在发言中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批判。在会上发言的还有邓小平在战争年代的老部下，曾担任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政治委员，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他说：“邓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影响，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10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后，作了正式讲话。指出这次会议“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思想不通”的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过于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线、二线后，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我的意见在北京不能实行，推行不了。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此时，他认为中央的问题已经解决，刘、邓及许多干部的问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许他们革命。还对与会者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他还宣布：“这个运动才5个月，可能要搞两个5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