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毅虽灭了口，但此案为之冤狱，天下皆知，刚毅矫诏之罪更为严重。倘或言路不服，翻起案来，刚毅欲辩无辞。因此他必须设法坐实确有“谋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陷害朕躬”这种谋反大逆的罪行，方能塞天下悠悠之口。
如何坐实呢？只有迫使袁世凯作伪证。因为此案中逃的逃、死的死，皆无可对证，但还有袁世凯在，他如果否认谭嗣同曾说过要他带兵围颐和园那样的话，则全案尽翻。
相对的，他如果承认有此事实，则唯一的活口，便成唯一的证人，无人可以指责他作了伪证。
袁世凯岂肯被这个黑锅，但刚毅自有法子。刚毅刀笔吏出身，又任刑部尚书，在康有为及六君子罪名前轻轻加上了“纠约乱党”四个字，便成“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陷害朕躬”。这唯一的“乱党”就是袁世凯。这四个字加的非常厉害，倘或袁世凯不作伪证，刚毅立刻便从“纠约乱党”四字上去追究，将袁世凯革职交刑部治罪。袁世凯当时实力还不强，只好屈服了。
至于刚毅不怕慈禧太后指责他擅杀之罪，这是有话可以辩解的：不杀谭嗣同等六人不足以显示其“谋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陷害朕躬”之罪，如此罪不成立，太后即无出而训政之必要。慈禧一直相信康有为有对己不利的“阴谋”，她为保护自己必须训政，然不杀谭嗣同等六人，太后训政无名。慈禧有此苦衷，只好隐忍了。
戊戌政变的整个背景，非常复杂，旧与新，满与汉，官僚与知识分子，乃至还有国际背景的俄与英日，而一归之于“后党”与“帝党”。
“后党”的成员，各有图谋，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都希望慈禧太后出而训政，深知对慈禧有决定性影响者为荣禄，因为说服荣禄的工作，进行了一两个月之久。但荣禄不为所动，其原因有二：第一，仰体太后倦勤，只求颐养天年的本心；第二，荣禄为八旗武官世家，祖父并皆阵亡，他受醇王识拔，久典禁军，现出镇北洋，成立武卫五军，得遂所愿，一意炼兵，以期抒发抱负，并不愿入掌中枢。而且，自同光以来，朝有大政，必先咨询重要疆辰，所以荣禄虽在北洋，仍能参预大政。相反，入掌中枢，并不能完全顾问军务，则一动自然不如一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