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像北京、上海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每个工厂、组织、部门、部委、司局、车间都有负责计划生育的人员、核心组织和项目。和以前一样，这场运动要求全员参与、完全配合，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要求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因为和以前相比，现在的人们已经做好了就一件事展开讨论和辩论的准备。
每条街上都有居委会，配备的都是两三位住在本街区的妇女，她们都和各自城区一家诊所的主治医师还有五六名护士建立了联系，所有这些人也都参与到了计划生育中来。
全北京的人每隔几个月就要做一次调查问卷，对婴儿出生和将要出生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接着每个四合院就会“开会”，讨论每个人在接下来几年里准备生几个孩子。各家必须同意接下来该谁生、谁不该生。
所以在一个有四户人家的四合院里，刚刚结婚的 A 户人家有权在 1973 年生一个孩子，而对已经有 4个孩子的 B 户人家，大家将会劝他们别再生了，而且还会“动员”妻子结扎输卵管，或者让丈夫结扎输精管，或者是采取其他计划生育措施——所有计生用品都是免费提供的，所有节育手术也都是免费做。
C 户人家则遇到了问题：他们有两个女儿，想再生一个儿子，但却被要求等到 1974 年再生。D 户人家结婚 7 年了还没有孩子，所以妻子就被送去了不孕不育诊所。
在每一个机构里，这样的全员参与都在通过集体讨论的形式进行着。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她所在的机构里，每位妇女都已经决定最多只生两个孩子。不幸的是，有一位妇女无意间怀了孕，而且没按顺序来，所以她因此占用了另一位还没有孩子、却想生一个的妇女生孩子的权利。
“这个女的虽然有两个女儿、也想生个儿子，但她不想和邻居闹矛盾，所以最后去流产了。她还是很有公德心的。”后来，公德心、克己精神，还有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团结就在街道里传开了，并且被用在了计划生育的宣传里。
在每一家工厂的车间一级，都有负责计划生育的同志，对男女职工进行教育。在一家职工大部分都来自另一个城市的工厂里，他们回老家的时候都被发给了计生用品。
城市里的出生率已经下降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有 780 万，1973 年有 14万人出生、5.3 万人去世，人口增长率为 1.17%。上海预计的效果则更好一些：1972 年的人口增长率只有 0.2%。
在所有用到的避孕手段里，口服避孕药是城市里用得最多的，而节育环是农村地区用得最多的。根据需求，人们也会做流产手术，其中大部分都是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流产不必再由祖父母辈同意的。在云南省，1972 年共进行了 7.9 万例流产手术。（云南总人口为 2300 万，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不用实行计划生育。）
少数民族并不用实行计划生育，这也是对人的感情的再次让步。“少数民族都想有更多的孩子，我们不以强迫他们，他们在过去受到的压迫太多了。”所以计划生育运动只会影响汉族（中国总人口中，93% 是汉族）。
1978 年，中央政府通过了减缓人口增长的倡议
计划生育办公室鼓励夫妇只生一个小孩，至多两个。部分地区率先强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