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钧分析说,当时,日本妇女们非常恐惧,她们熟知日军在中国造了什么样的孽,伸长了脖子等待中国军人的屠刀。她们为丈夫乞命,为子女乞命,为自己乞命,既而发现中国男人所要的不过如此。她们也弄不清楚眼前这个中国人谁有多大权限、谁能发挥多少影响力,她们完全顺从“中介人”的摆布。所谓中介人,主要的是日侨管理所的民国干部,各方“权势”向他们要女人,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沈阳外围某市的市长,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他向人夸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管理日侨俘的处长和他所属的许多所长,都由当地党政要员兼任,他们从来不把这项兼职写在履历表上,他们的传记和墓志铭夸尽当年勇,从未提起管理日俘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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