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大火中守城部队竟趁火打劫
1939年5月3日至4日，一场大火把重庆市区的房屋烧去十分之九，人员死伤无数，是重庆空前的大惨案。造成这一惨案的主要原因，是日军飞机施放了燃烧弹，但重庆防空部队的贻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时，驻在重庆郊区的国民党部队有6个师，还有许多独立团营单位。火灾发生后，卫戍总部下令所有部队立即出动救火，但几乎无一响应，反而纷纷向卫戍总部索领救火器材，卫戍总部也就一筹莫展。刘峙只知道在电话里训斥那些师团长：“你们如果不把火扑灭，我就杀你们的头。”而那些师团长却把困难数了一大堆。直到第二天下午，在舆论责难下，刘峙下令，担一挑水给一元钱，这才调动起数万军队参加救火。本来起初只有二十多处火头，此时已经是满城大火，广大市民的损失极其惨重。
而火灾发生后，许多达官贵人都直接打电话给防空司令部，要求派救火车去。当时并没有统一指挥防火的机构，防空司令部也只是临时抓差，达官贵人们常常持刘峙手令调动正在救火的车辆去先救他们的宅第，以致火势很快蔓延全城。此外，在着火的第一天晚上，社会上就发生多起抢劫财物的案件，多半是散兵游勇干的。军政部所属监护大队担任菜园坝一带的警卫责任，但他们自己就趁火大肆抢劫。群众报到卫戍总部，卫戍总部竟不迅速采取措施，却用电话询问该大队有无此事。因电话线路已遭破坏，电话没有打通，最后竟然不了了之。
火灾之后，大量疏散居民下乡，很多未被烧完的东西都被留城部队搜刮一空，烧剩的木头积存起来当柴烧，损毁的房子略加修理即占为己用，以后竟然向房主索取高价赎回。大火后，许多救火部队竟竞相比较看谁在火场发的财多。
重庆大轰炸油画
防空情报所的防空情报要出钱买
当时，重庆防空情报所内设有专门向各大机关和要人所在防空洞报告敌机情况的设备，另外还私设通信网，专替有钱人服务。凡银行、大企业及大富翁在重庆都有私设的防空洞，另外还有专门卖防空证的防空洞（每张月票10元，躲一次警报每张2元）。这些防空洞都自己出钱请防空情报所为他们架一部电话，以便及时把敌机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则每月送防空情报所一笔钱。当时，许多防空官兵利用与这些有钱人的来往，参加一些经商活动或投机活动，因此这些防空官兵大多能在重庆建起房子，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
至于广大公共防空洞的防空情报问题，当时是没有人管的。防护大队虽然分布在各防空洞门口，但整个防护大队只有10部电话机。重庆当时共有800个公共防空洞，当然不敷分配，所以防护大队的人员经常遇到通讯不灵，不能及时处理问题。特别是每次轰炸之后，防护大队对通信线路的修复总是优先有势有钱的人家，最后才修防护大队公共防空洞的电话。总机转接也是有势有钱的人有优先权，而公共防空洞来问情况总是迟一些才答复。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更多的额外收入。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准备向日本索赔
由于当时重庆市内的通信线路经常被炸，群众对敌机轰炸的情况不容易了解，中央大学等一些团体便在重庆发起创设有线广播，专供传递空袭情况所用。这本是一件好事，很受群众欢迎。但这件事从1940年计划起，至抗战胜利止，也一直没有搞成。原因是大家都争建有线广播的经手权，协调不一致而拖延下来。
最后，这一工程被重庆防空司令部争到了，经费第一期就是14万元。但防空司令部拿到这笔钱不是马上动手开干，而是拿去经商，到万县去买烟叶，卖给重庆烟草工厂。他们借口首先要解决技术问题和器材问题，就这样一再拖延，最后还是说器材问题无法解决而中止进行。
当时，技术和器材是有些困难。交通部拥有一部分技术力量和器材，但因经费不由他们支配，他们就不肯拿出来。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有制造器材的设备，但借口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也不同意给重庆防空制造器材。而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人就正好以此为借口长期占用资金做生意。同时，负责电讯工作的人也反对有线广播的建设，因为这样一来，所有额外津贴都有被取消的可能。后来防空司令部勉强买了一些器材做了一些初步试验，但因没有诚心去搞，最后还是作罢。
重庆大轰炸幸存者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