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们连进行战术演练，结束时天已经快黑了。集合时发现九班的广东籍战士小练不见了，连长果断地命令每三人为一组进行寻找。好在那里的山不高，我们训练的区域也不大，不一会儿就有人听到一蓬茅草丛后发出轻微的呼救声。
顺着声音，发现茅草丛后有一个垂直向下的溶洞，呼救声从洞里传来。
通讯员急速跑下山拿来麻绳和手电，大家齐心协力把小练救了上来，他枪也摔没了腿也摔断了。听下去救他的三排长说，小练算是命大，这个洞深不可测，他刚好被一块斜斜伸出来的石头卡在了十米深的地方。
前线的伙食很好，地方政府有专门的生活车为我们送食物和用品，每天都有新鲜的鱼肉和蔬菜。在这里钱已经失去了作用，一切都是无偿供应平均分配，来一麻袋苹果，一人半个，从连长到士兵都是一人半个，没有人搞特殊。
烟是最宝贵的东西，象黄金一样的硬通货，可以交换任何东西。即使不抽烟的人也视如珍宝。
烟大多是两角八分一包的“红棉”烟，偶尔会来一些“大前门”、“上海”之类的好烟，也是一五一十地分到每个人，好多原本不会抽烟的兵，那时学会了抽烟。
界碑的对面驻扎着越军步兵第三师十二团。这个团据说是越南鼎鼎大名的“英雄团”，他们天花乱坠地自吹为“善攻能守”，“擅长近战夜战”。
就是这个“英雄团”，在我友谊关前耍刀弄枪，耀武扬威，炮击我村庄，枪杀我边民，侵占我领土，甚至狂妄地叫嚣要“打到友谊关吃早饭”，“打到南宁去过春节”。
我们的到来令他们紧张，他们知道****“王牌师”和“红一团”就在他们的对面，“独眼龙”师长正拿着望远镜看着他们呢!
我们的师长是位受人尊敬的老军人。传说在抗日战争的一次战斗中，他一把刺刀面对三个日本鬼子，在搏斗中鬼子的刺刀把他的左眼球挑了出来，他一把扯了摔在脚下，奋勇扑上去，捅倒了那三个惊呆了的日本鬼子。
抗美援越时期，是我国援越军事顾问团成员，负责帮助越南谅山一带的布防。海南建省后，调任海南省军区副司令。
有一天，师长拄着一根木棍上了我们班的阵地，和大家亲切地交谈了一会儿，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敌人来进攻爬到半山，你们怎么扔爆破筒?”
不等我们回答他就告诉我们：“这么陡的山，爆破筒应该横着往下撂，如果直着扔，哧溜一下就会滑到山脚，炸不着爬到半山腰的敌人。”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怎么没想到?大家都不由得暗暗佩服师长：“老兵就是老兵，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自从我军进驻边境线后，每到一个中国的节日，越南人就有一次骚动，他们自作聪明地认定我们会在某一个节假日对他们发起进攻。一到节日他们就紧张，对面的山上加了岗，水塘里见不到越南士兵洗澡，小路上也很难看见他们走动，偶尔有人也是枪不离肩急匆匆地赶路。
78年10月1日我们没有打，79年1月1日又没有打，1月28日是中国传统的“春节”，还是没有打，到了2月11日“元宵节”，越南人以为我们肯定会发起进攻，因为再下去就是雨季了，整晚的可以看见他们阵地上晃来晃去的手电光和听见当官的呵斥声。可我们仍然按兵不动。
敌我双方在对峙中等待，敌人在焦虑和不安中等待，我们在自信和安静中等待。战士们知道这一天快来了……
2月16日，我们终于等来了命令。
不用准备，我们早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指导员简短的战前动员后，按上级指定的时间，我们悄悄运动到了进攻出发阵地。
晚上10点，连队按照事先的想定，各班排继续隐蔽接敌。我带着班里的战士摸到了距敌不到100米的地方，越军的声音和烟火就在我们头上。茅草把手割破了，石头块硌得肋骨生痛，我们憋住呼吸等待着那最后的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