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当纸不再是稀罕物什时，舒适的触感，很容易征服那些自称传统的规条。比如唐代高僧道宣在《教诲新学比丘行护律仪》中就明确要求僧人：
“不得用文字故纸。”
之前的北齐人颜之推所作《颜氏家训》中也说：
“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
这些珍惜字纸的说法，核心仍在“字”，而不在“纸”，若是无字的草纸，自然不在禁止之列。事实上，在唐末阿拉伯人苏莱曼《印度中国游记》中记载851年来华见闻就提到：
“中国人出恭后居然不用水来清洗，仅用纸擦抹一下了事”。
到了元朝，皇家终于大用卫生纸了。
《元史》记载，忽必烈的儿媳妇伯蓝也怯赤做太子妃的时候，对婆婆非常孝顺，甚至拿脸颊来擦婆婆的手纸，直到柔软合适之后，才允许拿去用。
此后的大明朝，更是在宫中设置了“宝钞司”，掌造粗细草纸，皇家“造币厂”管做卫生纸，也算是一大发明。
只不过，在明人的笔记中，当朝的皇上并不满足于用草纸。
明人谢肇淛《五杂组》提及：
“大内供御溷厕所用，乃川中贡野蚕所吐成茧，织以帛，大仅如纸。每供御用之物，即便弃掷。”
四川野蚕吐丝制成的丝绸拿来擦屁股，擦完即丢，这份气势着实不同凡响。到了明孝宗时，一个宫人把皇帝用完丢掉的丝绸收集起来，缝了一块门帘，被皇帝知道了。
皇帝这时也觉得用丝绸擦屁股太奢侈了，责令地方停止进贡，改用纸张。没想到，很多养蚕的农民因此而失业。皇帝只好又下旨恢复进贡，继续用丝绸作手纸。
到了清朝，记录最细致的，还是《宫女谈往录》中慈禧太后的手纸制法：
“先把一大张白绵纸分开裁好，再轻轻地喷上一点水，喷得比雾还细。把纸喷得发潮发蔫以后，用铜熨斗轻轻地走两遍，随后再裁成长条，垫上湿布，用热熨斗在纸上 只要一来一往就做成了。熨两遍，一是图干净，二是要把纸毛熨倒了。不带毛的纸发滑，带毛的纸又发涩，只有把纸毛熨倒了的纸最好用。”
说到这里，突然发现一点恶趣味，为什么“拭秽”的工具，由竹简木牍，再到纸张，同样是书写的承载？在这个历史悠远的文教之国，是不是本就有些谶语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