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日军屠城继续中，魏特琳就已想到未来的战争康复工作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魏特琳经常耐心地听那些逃来金女大的妇女讲她们悲惨的故事，尽管她很无奈，但让那些家破人亡的妇女能够倾诉，也是一种心理救助。同时，魏特琳需要了解侵略者更多罪行，唤醒人们的良知。在她日记中，记录了许多难民所妇女讲述的悲惨故事，有时还亲去调查，如“11点30分，马吉和我去城南拍了一些有关一件惨事的照片：一位48岁的妇女被强奸了18-19次，她的76岁的母亲被强奸了2次。这件事残酷得让人难以置信。”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她诉诸人类的良知，也首先寄希望于各国的妇女来制止战争，包括日本妇女。她说：“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如果日本的妇女得知他们的士兵--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如此野蛮、残忍地对待中国人，我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想。”
魏特琳为妇女们做的另一件事，就是为那些失去亲人妇女寻找丈夫和儿子向日伪当局请愿“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活动仍在继续……这两天有620人签名。她们是多么悲伤、多么令人心碎的女人啊!她们眼中饱含着泪水，我们试图让她们对请愿书不要抱太大希望，许多家庭的唯一支柱被带走了……”到1938年的3月22日，魏特琳递交了一份有1105名亲人下落不明的妇女签字的寻找和释放关押亲人的请愿书。尽管她知道这样会招致日方对她更深的敌意，但她说：“要是所有这些妇女的儿子和丈夫都能安全地回来，我有什么不能奉献的呢?”
魏特琳深知战争对女性的带来的灾难，不仅仅是令人发指的性暴力，还有造成大批战争寡妇和孤儿，她们还必须承担起为一家人谋生计的重担。对她们的最重要的救助，就是帮助其学会一定的谋生手段尽快自立。一方面魏特琳和她的中国同事们辛辛苦苦填写各种表格，以便为最贫困的难民申请国际的救济款，同时还为一些妇女申请小额贷款，以便帮助她们自立，开始新的生活。
在1939年1月10日她和一些教师讨论了100个家庭手工学校最贫困的妇女的将来，给她们列出以下可供选择的职业：织袜子72人，织围巾12人，当女佣10人，做裁缝9人，当厨师3人，幼儿园女佣，店员1人。，一次，她通过朋友从美国妇女那里募集到50美元，款子虽小，但要用好。经过周密的调查和计划，决定资助10名最困难的妇女，如陈姓妇女，60岁，失去了3个儿子，她要养活两个儿媳(其中一个还怀着孕)4个孙子，她得到6美元，用做炸油饼的小生意。李杨氏，35岁，丈夫被抓，渺无音讯，家被焚，连根筷子都没剩下，要养活2个孩子，得到6美元，去做卖蜡烛肥皂等小生意;王秀兴，一个21岁的女孩，母亲死于空袭，父亲、叔叔、19岁的弟弟都被日军抓走，可能已经被杀害，她需要开个小店养活3个未成年的弟弟，得到5美元……正如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在华群追忆会上所说：“此种救人之尽力与周密，实古今中外所罕见……”1938年中国国民政府曾因魏特琳达里救护中国难民事迹，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三色襟绶采玉勋章。
然而，为沦陷区妇女提供救助的，不仅仅是魏特琳一人，许多中外妇女伸出援助的手，一些零星的救助款，不断寄来(包括那作为小额贷款的50美元)，中国妇女之间也没有停止相互救助，如金女大的青年教师布兰奇(邬静怡)，林弥励为建议成立难民班妇女互助的合作组织--“金陵妇女互助会”，都提供了资金。良知与正义，善良与智慧在浓得化不开的血腥中，像星星点点的野花悄悄地开放。金女大的中国员工和外籍教师一道，为难民所的姐妹和孩子们献上了自己的爱心，上演了一出救助与自救的动人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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