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口夫妇被流放的18年,恰好是日本完成了战后复兴,经济高度增长,一路坐大到经济大国的时期,也与日共放弃武装夺权路线,走议会斗争道路,从“革命党”转型为“生活党”的时间大致重合。川口作为一名日共党员,信仰真诚,党性纯洁,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气质,仅仅因为早年被卷入一个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白鸟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为维护所谓“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被组织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放逐海外,在中国最动荡的“革命”岁月里,隐姓埋名,颠沛流离,随波逐流,以至于后半生的轨迹完全被改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既是川口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中日两个社会的悲剧和政治的悲剧。
回国后的反思
回国后,川口三十余年如一日,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两国的民间交流而奔波。他长期担任四川省彭州市经济顾问,为日资企业在中国内地合资建厂等事宜牵线搭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超乎国籍的热忱。与此同时,对自己在中国的18年流放生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日共历史及自身的社会主义信仰本身,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脱胎换骨式的反思。他的独特经历,使他在观察中国、思考历史时,获得了某种虽“融入”却不致主观、客观又不失“体温”的视角。他晚年在日本自费出版了回忆录《蜀国飘流记》,后被翻译成中文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1年9月18日,川口荣子夫人病逝。2004年11月10日,川口也因病在北海道去世,享年83岁。按川口夫妇的遗愿,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然后将其一半撒到“第二故乡”四川的河山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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