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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战胜国为日本设计了“战后”的国家体制。1955年，战败第10年，日本进入新的“战后”阶段：政治上，确立了保守势力自民党和革新势力社会党对峙的“55年体制”;经济上，经济总量恢复到战前繁盛期水平，日本政府在翌年的经济白皮书中欢欣宣布：“终于结束了战后”。
但政治上的“战后”状态却延续至今。一个突出特征是，70年来日本政局始终离不开历史认识和安保体制这两条主线的脆弱平衡。一旦失衡，日本“战后”状态就会摇摇欲坠。
1982年，中曾根康弘上台，高调提出“战后政治总清算”，试图摆脱战后“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状态。中曾根一方面强化日美安保体制，宣称日本是美国在远东“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另一方面于1984年参拜靖国神社，但引起亚洲国家强烈抗议和国际社会警觉，后来不得不放弃参拜，多次流露的修宪企图也胎死腹中。
伴随冷战结束，日本政治“55年体制”瓦解。1995年，社会党出身的村山富市首相发表“村山谈话”，对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进行道歉。这一立场为后来历届日本政府所承袭。但在此前后，日本安保政策调整力度明显加大，包括制定允许派兵海外的《PKO协力法》，修订日美安保防卫合作指针，制定《周边事态法》等。
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以深化日美军事同盟为主轴的安保政策调整同时加速。尽管小泉在2005年“战后60年谈话”中沿袭了“村山谈话”的历史认识，但他任内6次参拜靖国神社，所作所为与“村山谈话”精神背道而驰，也令国际社会对日本走向产生新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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