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中下旬，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早晨，父亲穿上烫得笔直的土黄色呢军装，头戴桶形军帽，衣领上是镶着一粒金黄将星的领章，腰扎双孔武装皮带，肩跨皮礼带，袖口缝着醒目的红杠条，脚穿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鞋。懂事以来，我还从未见过父亲如此英气迫人的打扮。
我和母亲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碎花棉布旗袍。早餐后，父亲带着我们从住处大德路沿着中华路（今解放南路），快步走向审判侵华日军华南头号战犯田中久一的法庭—广卫路广州行营会议厅。
法庭四周用约五尺高的木栅栏围着，大厅正面墙上高悬孙中山先生巨幅画像，国民党党旗、国民政府国旗分列两旁。主要审判官坐在正对门口的小高台上。小高台下，两旁为其他审判工作人员;小高台前，几张靠背椅是被告和翻译座;被告座后面是旁听席，整齐地排列着的十几排疏格长条木椅。能容纳百来人的大厅，警戒显得外紧内松。
我随母亲坐在旁听席前排的中间处，矮小单薄的我，被四周坐得满满、穿着便装的大人们包围着，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被告席。随着一声“带被告田中久一”，作恶多端、被称为“华南之虎”的田中久一，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地被两个士兵押上被告席。
审判官在列举了大量田中久一带领侵华日军在华南奸淫掳掠、残杀无辜的事实后，问田中久一：“以上所列举的事实，你认罪吗？”田中久一略作沉思后，用低沉的声音回答：“那是我部下的所作所为，我一点也不知情……”他的话音未落，会场已一片哗然。
我虽没有直接遭遇日军，但清楚地记得，七年前，广州沦陷的那年春天，我才五岁。黄埔军校第四分校从广州向西南迁移，时任黄埔军校第四分校主任教官的父亲，带着我们加入了教职员工和家属的迁徙队伍。这次迁徙，跨三个省区，历时七年余，逾千公里。
我们在广州、德庆、梧州、桂平、柳州、宜山、独山、贵阳、南丹、安顺等地穿行，与父亲聚聚散散，时而坐军用卡车、时而坐民用船只、时而走路翻山越岭。每一个地方停留都不超过半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在迁徙路上的村镇街市，无一不是弹痕累累、满目疮痍的。白天，路上是成千上万逃避战祸的难民。“日本仔追过来啦、日本仔追过来啦！”一听到喊叫声，极度混乱的场面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一到晚上，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饿着肚子，三五成群地在荒山野岭上围着火堆，听着远处野兽嘶叫，等待着天亮后再漫无目的前行。路上常见在水沟里的腐臭尸体和旱地里的白骨，饥饿的秃鹰在天上盘旋着。
那时，母亲常常把我紧搂在怀里，遮挡着我的双眼，不厌其烦地对我说：“想要见到妈妈，寸步都不能离开我啊。”如此刻骨铭心的恐怖场面，终生伴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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