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1949年,美国国内爆发了一场“要枪炮还是要黄油”的争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斯认为枪炮和黄油不可兼得,而委员会委员凯瑟林却认为,只要经济不断扩大,庞大的军费不会影响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国务卿艾奇逊和总统顾问克利福德的支持下,凯瑟林获胜。诺斯辞职,凯瑟林接任。凯瑟林的看法影响了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4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2个月,该委员会完成的第68号文件“号召美国经济在和平时期实行全面的动员,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措施,创造了美国经济一个巨大的军事工业部门。这样,第68号文件就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需要用战争动员来挽救经济,而且要用大手笔。1949-1950年间,美国在政治、军事、舆论方面都做好了准备,朝鲜战争的爆发正中美国领导人的下怀。用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就是:“人们不应忘记,1948-1949年的衰退毫无疑问由于朝鲜战争的及时(从经济的观点来说)到来而缩短了。”
朝鲜战争究竟给美国带来多少好处?
1952年,杜鲁门称:“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武装力量增加了一百万以上的男女。现在有6100万人就业。工资、农田收入和商业利润处于高水平。我国货物和服务的总产出比去年增长了8%—大概是正常增长率的两倍。”不仅如此,西方还有人指出:“许多在战争期间崛起的军事工业,战后继续做大买卖…巨大的资金投于国防。这些投资对上世纪50年代的景气作出了贡献。”
人民憎恶战争,可是在西方经济学里,战争却往往被视作一个积极因素:“历史上,由于增加军备和人力的支出、减少失业的压力、对工业生产施加压力,战争一直是对经济的有力推动。”美国学者讲得更为直白:“军事上的凯恩斯主义—用军费开支来刺激经济—是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政策。”
也许有人会问,时过境迁,现在来翻腾朝鲜战争的起因,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当然有!当前的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由于政府砸巨资救市,虚拟经济略有起色,但不少人还担心危机第二次探底。更重要的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实体经济仍未有明显好转。美欧的失业率徘徊在10%左右,而日益增大和凸显的债务危机更不知会把世界引向何方。社会矛盾正节节激化。如果像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样,它延续10年(或短一点),西方的领导人会束手待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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