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办贪污，也就成了清朝统治者清除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好办法。而这些也就是大清朝廷对大贪污犯的惩治，都发生在权力更迭之际的原因。一般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真的出了真命天子，山呼万岁。他们哪里知道，鼓励和纵容贪污，正是清朝 “当今圣上”的权力秘诀。雍正即位之后，更是以“严明”察吏，推行刚猛政治。他大力整顿吏治，清查钱粮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又改兴廉为养廉，实行“耗羡归公”，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使贪污行为失去借口。雍正的高明在于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
但是，雍正在对待清官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不容忽视的。他说，“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他甚至认为，“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而像李卫等能吏敢于触犯各级人等的利益，结果“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为舆论所不容。因此，雍正提出“舆论全不可信”，甚至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
雍正深信“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难除”，选拔大臣时，“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他还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雍正过于倚重能员，鄙薄清官，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即时人指责的“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能吏之中“。到了乾隆时代，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他不仅贱视清官，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而反过来，他却重用以和珅为首的一大批贪官污吏，为祸朝廷，鱼肉百姓。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清官不称于世，而贪官污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后来养廉银制度虽一直沿用，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但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日渐衰落的隐患。
其实，纵观历朝历代的朝廷需要的，不是张扬的清官，而是听话的贪官。这些贪官之贪，帝王认为，无非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搞点钱物而已，无伤大雅。如果以“清廉”为政治资本，则是公然挑衅皇权，要把权力从自己手里拿走。这才是是要命的事。独裁政治，考虑的永远是权力的垄断和独占，而不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康乾盛世”的产生和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康、雍、乾三朝皇帝拥有独特的个人素质，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延缓了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但是，却改变不了其日渐衰败的命运。“康乾盛世”的繁荣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回光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