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只好“夜半传旨”,命厂卫逮捕并拷讯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及全椒知县樊玉衡,因为这两人在贵妃作序印书之后曾经首先跳出来,对贵妃进行攻击。以万历皇帝的聪明,他其实很清楚,戴士衡和樊玉衡二人与这个“妖书”不可能有关系,但他气不过这二人出风头,于是借着这个“妖书”的机会,将戴士衡“永戍”广西廉州,樊玉衡“永戍”广东雷州,另外有一批官员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牵连。
但处置归处置,却抵制不了“妖书”的巨大杀伤力。无论是内阁还是部院、科道,无论是外廷还是内廷,无论以前对国本的态度如何,在《忧危竑议》也就是这个“妖书”出现后,几乎都要求早日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以断贵妃的图谋,也免得人们再生怀疑,致使人心浮动。
这个“妖书”也对整个郑氏家族产生了强大的压迫力。郑贵妃再也没有了作秀的心情,她带着皇三子朱常洵,在万历皇帝面前哭诉不已。哭诉什么?可能是哭诉自己的善良好意受到歪曲,请求皇帝为她做主。郑贵妃的伯父郑承恩是郑氏家族实际的首脑,见到“妖书”之后 “大惧”,连夜进宫为自己辩解。还有郑贵妃的哥哥郑国泰,一再上书,请求皇帝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对于郑贵妃和郑承恩的反应,万历皇帝可以理解,但郑国泰的上书,则完全出乎万历皇帝的意料。大舅子,你这个时候来凑什么热闹?他下了一道谕旨给内阁说,关于立太子的问题,朕早说过自有主张,任何人不得再来骚扰,郑国泰此时上疏,是何道理?
这时的内阁首辅已经不是苏州的申时行,而是浙江宁波的沈一贯。沈一贯在给皇帝的答复中趁机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郑国泰此次虽然是违旨,却可以看出他的小心谨慎和顾全大局,应该给予嘉奖。他又接着说:“国泰之意,一则欲阐扬皇妃之贤名,使无讹言;一则欲促使己家之福祥,使无后患。”(《明神宗实录》卷539)
内阁首辅沈一贯的这番话十分老到,他在暗示皇帝,也在暗示贵妃,立皇长子为太子,乃大势所趋。如果想要保全郑贵妃、保全郑氏家族,唯一的办法是早立皇长子为太子,既断了郑氏的念想,也可以平息人们对郑氏的谴责。拖得越久,对郑氏越不利。当然,也许有一句话沈一贯不能说,什么话不能说?皇上在世的时候固然可以保全郑氏,一旦皇上不在了,这郑氏还不像西汉时期的吕氏一样被人收拾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万历皇帝也没有办法。经过与朝臣的反复讨价还价,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也就是这个名为《忧危竑议》的“妖书”流传三年之后,万历皇帝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折腾万历皇帝、折腾明朝近二十年的国本之争,终于有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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