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食货志》记载:“前之二界(发行的纸币),尽用川纸,物料既精,工制不苟,民欲为伪,尚或难之。”苏辙曾说:“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说交子因轻便而受欢迎,实际价值超出了面值,从一个侧面说明交子发行初期鲜有仿冒者。
宋代纸币
但是,宋政府为应对军事和政治上日益庞大的开支,纸币发行量越来越大,动辄上亿贯,纸的需求激增,成都特制楮纸供不应求,便采用徽州纸和行都(杭州)的特制纸弥补不足,而民间造纸技术水平足以以假乱真、仿冒徽纸和行都纸,“纸既可以自造,价且五倍于前,故昔之为伪者难,今之为伪者易。”
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一官员建议:“辰愚以为抄撩之际,增添纸料,宽假工程(指不强求产量),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上也;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敢为伪者,次也。”这位官员强调:要防范伪造纸币者,上上之策是在纸上狠下工夫,使人难以仿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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