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热河抗战失败后，背负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引咎辞职，为寻求救国之路，开始了在欧洲长达8个月的游历。在欧洲的几个月里，张学良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在旅欧的过程中，张学良曾多次想取道苏联，对其进行考察。无奈苏联方面却因为中东路事件，拒绝其入境。
张学良回国就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后，即开始注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研究，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读了许多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张学良为加深对共产主义的了解，以及了解更多有关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任命曾为中共党员的潘冬舟、黎天才为“总部”秘书，每周为他讲关于苏联、共产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此时的张学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烈感召下，一心要抗日复土的他已逐渐被“联俄、联共”思想所感化。
1935年12月初，张学良在南京开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只身前往上海，他在上海会见了李杜、马占山等著名的东北籍抗日将领。李杜、马占山等人向张学良详细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并将苏联愿意帮助中国抗日的意图转达给张学良。
1936年7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经国民党参谋部焦绩华处长的介绍，结识了苏联大使馆武官雷平中将。此后，张学良又通过焦绩华约请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于8月在上海法租界自己的家中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在会谈中张学良提出了与苏联订立《中苏军事同盟》问题，张学良向鲍格莫洛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最终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
张学良为了取得苏联的谅解和援助，又于1936年9月派秘书栗又文到新疆，通过苏联教官安得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有关“东北军情况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的全面报告。不久，张学良得到苏方的答复，同意帮助东北军在平凉建立一个兵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