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精英阶层的思想观念逐渐突破传统界域，从而发生较大变化，“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等概念开始得到认可，而娼妓现象也渐成国人的奇耻大辱，亦被认为是阻碍中国步入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自此，“废娼”呼声被反复力主，“扫黄”渐成社会常态。
或许正是因为“扫黄”的风卷残云，才让“小姐”变得愈来愈为金贵，也让淫欢有了更大的卖场和更高贵的支撑。大家试想，在有钱的老板、企业家和官员作为市场主体的博弈当中，女大学生作为女性中有文化的群体，又岂能甘落人后而不喊出“我的身体我做”的宣言？
有人说，女大学生卖淫团伙的出现反映了当前大学生群体中金钱观念的扭曲和道德观念的沦落。这种观点固然不错。但我们只是一味地批判那些以肉体换金钱的女大学生，却看不到导致人性丑恶的根源问题，这难道不是一种极端和偏执么？按照市场经济的固有规律，没有买方是一定不会有卖方的，就在大家一再指责女大学生观念扭曲和道德沦落时，难道我们还不该问一句“究竟是谁上了女大学生的床”吗？
西蒙·波伏瓦的《妓女》中曾有这样一段话，“绝大多数妓女在精神上都能适应她们的生活。这并非是因她们仍然地不道德或天生地不道德，而是因为她们认为有理由同需要她们服务的社会结为一体。”一方面是社会精英所倡导的人性伦理、社会道德，一方面又是社会精英所演绎的人性丑恶、道德沉沦。这便是历史问题变成现代问题的缘由所在。道德不是用来讲给别人听的，而是用来自律的。所以，讨论“小姐”精英化的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嫖客精英化的问题。
日前，利用微信在星级酒店让在校女学生卖淫的“鸡头”朱某落网，一个遍及香港、澳门、北京、上海、厦门等数十个城市的微信卖淫团伙随之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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